如果说盖斯顿·卡伯顿先生是美国中文教学大发展的开路先锋，那么前马里兰大学校长、美国国家工程院终身名誉院长丹·牟德（Dan Mote）就是美国孔子学院的元老和“智库”。牟德教授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美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曾长期担任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的外方理事，在美国乃至全球孔子学院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以及危机公关等方面积极献计献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美国马里兰大学校长牟德先生交流

我与牟德相识并成为知心朋友源于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2004年底，马里兰大学与当时的国家汉办签署建立孔子学院的协议并挂牌，成为美国第一家孔子学院。但是，因为办学方向不明，孔院的牌子一直被放在该校华人事务研究所的抽屉里，没有开展活动。

2005年3 月结束对西澳大学的访问后，我于4月造访马里兰大学。当时的想法是，美国在西方世界中具有重要影响力，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深入调研，争取美方的大力支持，把中外双方共商共建共享孔子学院的方案落到实处。马里兰大学在美国排名前100名，紧邻华盛顿市中心，距白宫和国会山仅半小时车程，如果马大孔院干好了，对全美孔院的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

牟德教授时任马大校长，他原定只见我15分钟。由此我料想到他对我的态度只是礼节性而已。还好，会面之前他委托一位名叫刘全生的美籍华人副校长接待我。刘教授在大陆出生、在台湾长大，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曾任台湾“中央大学”校长，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情有独钟。

我们相见恨晚，对未来马大孔子学院的发展定位一拍即合，意见完全一致，即马大与南开大学进行实质性合作，由马大为孔子学院提供办学场地、任命美方院长和专职管理人员，南开大学根据需要派出中方院长和中文教师。孔院不与马大现有中文专业争夺生源，而是面向全校其他文理科学生开设公共中文课，同时，积极为当地中小学开设中文课并负责培训本土中文教师。此外，还可发挥地理优势，与邻近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合作举办中国文化学术会议，等等。会谈之后，他陪我去见牟德校长，边走边对我说，请你把我们刚才讨论的内容讲给校长听，毕竟马大孔院很多事需要他的拍板支持。我点了点头，但内心却犯嘀咕，一刻钟会见时间能说多少话呢？

校长办公室很大很特别，偌大的房间只摆放了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和几把椅子，显然主人不希望访客在此多作停留。三面高墙上挂着几幅巨幅人像油画，但校长办公桌后的一面墙上却只悬挂着一幅宽约一米、高约半米的画框，里面两个中国书法大字非常抢眼：“锯王”。

牟德教授见我进来，立即起身绕过办公桌来与我握手。他笑容可掬，一望便知是一位充满智慧和涵养的大学者。落座后，刘教授简短向他汇报我们谈得很好。然后，牟德示意我先说。这时，我没有直奔主题，而是手指墙上的“锯王”匾额问道：“我想先请教校长先生，您的这幅字是什么意思，又是怎么得来的？”这一问立刻使现场气氛变得活跃起来。

牟德神采飞扬地给我讲了这幅字的故事。他说——

我被这个传奇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但一看手表，一刻钟时间已过，就打算起身告辞。这时，牟德连忙说，“哟！真抱歉，时间都让我占了，你还什么都没说呢！这样吧，你在这里稍等我一会儿，我在隔壁会议室有个会见，很快就回来，我们一起吃午饭！”

共进午餐时，牟德表示完全赞同我和刘全生教授达成的一致意见，当场任命刘教授兼任马大孔院的院长，并要求说干就干，马上在校内挑选两名合适人选，作为马大孔院的美方专职管理人员，并以马大孔院的旗号，联合世界银行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筹备召开一期题为“中国与世界和平”的学术研讨会。

那天牟德还问我：“汉办计划要在全球开办多少所孔子学院？”我答：“根据各国需求，不限其数。法语联盟已有上千个点了，孔院还差得远呢。”

听了我的话，他不无疑惑地说：“这可是一个冒险之旅啊！孔子学院可不比法语联盟，后者是由本国政府出资，在外国独立设置机构，自己聘人，自己做负责人，一切由自己掌控，很容易干成。它更像一个外来访客，而不是所在国家的一部分。但是，孔子学院是与所在国家合作办学，是生长在各国的文化里，所在国要接受它管理它并对它负责，就意味着它已融入了本土文化，成为所在国家的一部分。而各国文化都是不同的，你想过怎样面对因为文化差异引起的矛盾甚至冲突吗？”我惊叹于牟德敏锐而深邃的思想洞察力。

我回答他：“我想中方对孔子学院的定位是以教授中文为主，应该可以自然规避一些可能发生的矛盾和问题。当然，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可能完全绕开，但我相信中国文化‘海纳百川、以和为贵’的核心张力，各国人民会欢迎的。同时，我们也要努力虚心学习借鉴各国先进文化。我愿意接受挑战。”这时，牟德兴奋地说：“这样看来，孔子学院真是个独一无二且意义非凡的好项目！让各国人民了解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对于建设健康、繁荣、安全和高度互联的世界，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孔子学院重任在肩。我会竭尽所能帮助你！”

从此，我和牟德在工作上建立了相互信任而且知无不言的合作关系，在事关孔子学院全局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我都会认真倾听他的意见。难能可贵的是，2012年初他卸任马大校长转任美国工程院院长时，特意写信提出请求，希望保留他的孔子学院理事会外方理事职务，以便继续关心支持孔子学院的发展。后来有一次，时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当面邀请他参加工程院的一个专业会议，当时我也在场，他竟然直率地问：“我需要知道今年的全球孔子学院大会何时召开，我必须优先参加这个大会。”他的话把周济和我逗得开怀大笑。

美国马里兰大学儿童腰鼓表演

从2005年至2016年的12年间，除每年见面长谈外，我们互通的邮件有200多封，有时他会写得长达好几页。我跟他学到不少用多维度去看待、分析、解决跨文化问题的知识和技巧。当然，我们之间也不是没有分歧和争论，但都无碍相互之间的深厚友谊。

注：本文节选自许琳女士《回忆孔子学院的外国同事们》，原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181辑，经作者授权编发。本栏目在尊重原作叙事与表达的基础上，将以系列文章形式分8期连载。